毛俊响：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思想指南

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

儒、道、佛等各家的修证方法尽管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要领，那就是由人心返归道心，用古人的话讲就是人心死道心活或心死神活。门人问：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在其看来，学佛成佛的目的就在于开悟或见性明心：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论语·学而》中记载，曾子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天道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与意义。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无论是圣人、真人、神人，还是佛菩萨，就其本义而言，乃是人性所能达到的一种至高圆满境界，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救世主。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复性明明德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可见，儒、道、释三家无不主张通过内在精神超越的方式克服主体自身的局限，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归宿。在中国文化看来心蕴涵了所有的生命潜能和宇宙奥秘内求于心反求诸己式的修行，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即通过个体的内在修行，实现精神与人格的彻底转换，在古人那里称为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或明心见性。熊先生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还是在家里供奉着三个排位，中间是孔子，右边是王阳明，左边是王夫之，这个心情，我是很能了解的。

在学术里头，面对真理的时候，当仁不让于师，大家是平等的，不要让两千年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的东西又跑回来。我也常说，台湾从1895年割让给日本，其实这时间是台湾替代中华民族我们这个国家担代这个业，受这个过，也就是我所说的代业受过。其实，我们应该从这里解开，真正回到仁恕之道，真诚地去关怀和爱。若是基督徒的话标举基督，佛教徒标举佛教，穆斯林标举伊斯兰，这很好啊，只要是人伦常道，那就不妨碍于儒学，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儒学。

我小时候也听戏曲，上了小学中学，真正开始自觉地要为中国文化努力奋斗是在高中一年级。如果没有那么多机会，至少《四书》要读。

其实，现在就怕以自由主义为中心，又以权跟利为核心，这样下去，自然会趋向于腐败之路。这些想法我觉得还是有可贵的地方，他讲的孔子是不是历史上的孔子呢？显然不是，他讲得是理想中的孔子，但这个部分还是有他的价值。1949年以来，大陆移民到台湾的有两百万，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在那么短的期间，有那么多的遗民，这造成一个新的人种跟民族的大融合，同时也是文化的大融合，回过头去看，可以说上天对台湾有一个报偿，使得台湾人有更长足的生长。魏晋南北朝乱了几百年，但民间讲学的风气从来没有中辍过，要不然到隋唐之际怎么能出现文中子王通？十几岁便设帐讲学，门下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是贞观之治最重要的人才，我常开玩笑说，他开了唐朝宰相训练班。

孔子和宰我还有严重的辩论，弟子与他的关系，固然是师生，有些尊卑的分别，讨论问题的时候，还是蛮平等、很文明的。有帝皇专制式的儒学，有男性中心的儒学，有父权中心的儒学，这都违反儒学的仁这中心意旨。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同胞欢欣鼓舞，但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1949年，两岸又隔绝，造成了台湾发展上的顿挫，也造成后来发展的独特性。至于大学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儒学研究机构，我觉得那是很好的。

要是不读《孟子》，不读《大学》《中庸》，我想那也不足以真正了解孔子。牟先生本身的形而上学，比如《圆善论》，都比较偏境界形态的，基本上，他是从心性的修养实践的圆，来说宇宙造化各方面的圆，这不是社会政治实践的圆，政治实践很难圆，但是可以有一个圆善，最高善还是可以提的。

台中一中的图书很丰富，《新唯识论》就是在那里借的，读不懂就慢慢学，慢慢读。既然是真诚的关怀与爱，上下长幼应当有恰当而适度的关系，虽有长幼尊卑，但不能强调太过，所以我不主张恢复跪拜之礼，除非是祭祀天地祖先神明，平时和老师鞠躬作揖是可以的，不一定要行跪拜礼。

熊先生的《原儒》讲的就是孔老夫子，不是历史事实的《原儒》，而是道德理想的《原儒》。我认为，佛教是外来的，但已经本土化了，儒与道是同源和互补，儒家讲志于道，据于德，道家讲道生之，德蓄之，基本上是互补的，儒家讲的道跟道家讲的道是同一个道，只是儒家强调人的参与与承担，道家是让道自然开显，无为顺成，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很有价值了，要懂得回到大自然，要不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其他辅助性的，也需要读，比如要了解孔子生平，最好读《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还有《孔子家语》，近人写的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的传记，如蔡仁厚先生的《孔门弟子志行考述》，乃至关于孔子的影片，以前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十六集的孔子影片，掌握的还不错，至于最近的电影《孔子决战春秋》，剧本写得不够好，有些地方太过强调其英雄形象，又考虑太多现代人的市场导向，像剧中特别夸大子见南子的剧情。牟先生谈的这个部分，大家后来太强调了，于是就有了道家到底是实体形态形而上学还是境界形态形而上学的争论，这个争议其实有一点可惜，牟先生原先提的不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同门的学者把这个问题拧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了，结果就扯了很久，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学刊》：林先生认为传统儒学中有哪些不足之处，亦即有哪些需要修正的东西？ 林：儒学的基本内容并没有被固定化，但就一个常道来讲，有个基本范围，就是对宇宙，对人间、对万有的爱和关怀。以前因为有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作为传统主义者，你若响应说不会妨碍现代化，就得说如何开出现代化，我常说纠缠了一百年的假议题，不是开不开出现代化的问题，是彼此交谈互动的问题，现代化是要学习的，这里面有同质的互动，也有异质的差异跟沟通，没有异质的差异跟沟通，怎么会有新的转化和创造？不存在如何开出的问题，居然再问如何开出，能否开出，这是当代新儒学重要的议题，但这是假议题，然而这是被时代拧成的，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情况下，伴随着船坚炮利、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拧成的错误，现在大概有机会扳回来了。

他发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讲得准确，但也有些可贵的洞见，《原儒》里面有《原内圣》《原外王》《原学统》《原道统》等，甚至他的脑袋里有一套孔子晚年定论，认为孔子晚年如何想实施世界大同。蔡先生是牟先生的大弟子，后来牟先生也成为我的老师，牟先生是山东人，蔡先生是江西人，蔡先生夫人是山西人，这不是1949带来的因缘吗？你看当时的国学大师，画家、书法家、艺术家，内地很多人才都到台湾去了。

不是我们要去修正儒学的哪些部分，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能发现哪些已经过时了，以前晨昏定省的方式当然是重要的，但现在恐怕不是去帮父母温被，而是去帮他们装一个电暖器就好了。举个例子，若祖辈父辈儿孙辈买房子能住在同一个小区，那多好，若能给予无息贷款，三代住在同一小区，自然人伦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但至少大陆这边文化大革命，台湾一边是文化复兴运动。有些东西是被政客炒作了，看似有些纷扰，其实，民间相对很稳定，两岸也不应该有问题，有问题就是政客的问题，这些东西，慢慢都会过去。

在中国来说，应该是即境界即实体的，我们讲的是情景交融，我们谈任何存在的事物的时候，他是不离你的心，心和物是连在一块说，情感意志思考与生命的存在情境是连在一块说的。我觉得上苍对台湾很好，若没有这两百万人到台湾，台湾哪有今天。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当时丘逢甲这诗句，很感人，更可见其心思就是一个中国。至于他建构的形而上学本体论，我认为跟我的老师牟先生是不太一样的，牟先生基本上是两层存有论，熊十力是体用合一论，我则从中开发创构了存有三态论。

我父亲那一代，也就是日据时代，有皇民化运动，不准讲汉语，称日本话为国语，但晚上回家，村落里有私塾，便找他们教三字经，教千字文。大陆儒学应该配合整个国家社会的进程，而有一恰当的发展。

回到熊十力，开发宇宙造化生生之原。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满清，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台湾人不愿意，所以谋求独立，但独立不是独立于清政府之外，而是独立于日本政府之外，当时台湾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合众国，国号就叫永清，这可见他是不愿意独立于清政府之外的。

我认为，当代新儒学若以我的老师牟先生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话，它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发展与转折。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伴随着儒学发展的两千年。

在大时代的动乱里，接触到这些老师，非常感念他们的长育之恩，没有他们，我们不一定接触到这些东西，或者接触没那么深，那样切。我认为儒家与道家本来就是同源而互补的，我很重视道家，牟先生基本上还是认定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道家做了作用性的保存的功夫。《学刊》：相对于他的弟子们，林先生如何看待熊十力先生本身的独特价值？ 林：熊十力整个学问的脉络分两个，一个属于形而上学的脉络，以《新唯识论》为主，另一个便是经学的脉络，从《读经示要》，到后来的《原儒》，基本上是很完整地继承了春秋公羊学的传统，并且进一步有发展，当然也想到了中国从1949后的变化，还是想让儒家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有一些结合的地方。读《论语》，生活的韵味与情味、内在的思考、反思能力会慢慢长出来，读《孟子》，养其浩然之气，孟子对于心灵内在的主体动能，有很深入的体会，这与《中庸》《易传》相合，这些可说是最基本的。

如果克服了以利为中心，也不以个人为中心，以人伦为重，懂得归返自然，整个就会缓和很多，和谐社会的重新缔造，这才是真正可能的。这时候人伦的建立是必要的，恰当的人伦建立可以缓和个体性的高涨，个人中心主义的高涨，缓和资本主义以利为主导的方式。

《学刊》：牟宗三先生曾说儒学的发展将来会在大陆，林先生如何看待大陆儒学的状况与前途？ 林：经过一百年的跌宕起伏，遇到很多顿挫，大家都在找寻真正的路，港澳台及马来西亚华人继续维系着这个传统，当时唐君毅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中华民族花果飘零，好像失根的兰花，但他也说我们必须灵根自植，但说到自植，必须有个母土，有个真正更宽广更深厚的土壤来生长，大陆有十三亿人口，我认为，儒学在大陆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趋向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与大陆师友来往二三十年来，眼见大陆伴随着改革开放，自然而然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方向，叫回复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我认为这是一个康庄大道，老水还潮，回到母土重新生根，重新发荣滋长。各个地方有各种做法，不会只是单个方向的，我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会把传统简单化，比如有人说礼教吃人，可是仔细想想，吃人的礼教就不是礼教，礼教怎么可以吃人呢？礼教是用来安顿人的身心的，礼与天地同节，乐与天地同和，礼乐教化使人有分寸、有节度，可以和合同一，居然变得会吃人，这还叫礼教吗？在这里要分辨，要条理，条理以后，该批判的要批判，但是批判的不是儒家本身，是伴随着历史发展而出现的那样的儒家，不是儒家本身就一定会那样，需要区别。

牟先生很显然与宋明理学家不同，宋明理学家辟佛老，认为佛老是不好的，儒才好，到了牟先生，基本上是三教有一个基本的分判，儒家作主流，道家作支流，佛教是外来的。总的来说，那个年代比较重视，但相对来说，还是民间做得比较好，台湾很清楚自己是汉族文化的区域，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按照天道天理来做事。